春秋繁露

思想要旨

董仲舒在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呢？这跟他的思想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有关系。哲学可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求真的科学哲学，二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三是求美的艺术哲学。董仲舒的思想从总体上说，是求善的政治哲学。他的思想体系是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他的这个思想体系，用最简单的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

“屈民而伸君”，就是要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国君即皇帝，这是董仲舒对历史教训的一个重要总结。周代末年，诸侯强大，不服从周天子，于是天下分裂，整个社会陷于长期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民不聊生。人民要过安定的生活，就需要社会稳定。为了社会稳定，就要确立天子的权威。“王权是社会秩序的代表”（恩格斯语）。只有“屈民而伸君”，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在汉景帝时代，由于吴楚七国叛乱，曾经破坏了安定的秩序，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董仲舒亲身经历这一场灾难，总结教训，他认为必须让所有的“民”都服从天子，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这个“民”，主要是指那些地方上有政治实力的诸侯国王，因为只有这些人物才是不稳定因素，才会有分裂国家的可能性。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政治“大一统”。提倡“大一统”，强调统一，反对分裂、防止分裂的重要思想是当时有远见卓识的理论，也是针对当时分裂危险而提出的非常先进的理论。

“屈君而伸天”，这是说国君要服从上天。全民统一于皇帝，虽然防止了分裂，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倾向——极权专制。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纷争，虽然政治统一了，却由于皇帝极权专制，不受约束，也一样导致天下大乱。董仲舒从另一个方向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提出“天人感应”、“屈君而伸天”这个问题，就是要用天的权威限制皇帝的权威，就是想给皇帝戴上精神枷锁。

上天是什么？天有什么意志？谁也不知道。但是，董仲舒说，天意是可以从自然现象中研究出来的。董仲舒用一套天人同类、同类感应的理论来解说天意，一方面继承了过去的天命论，另一方面把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天命论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特别是皇帝的思想行为，会感动上天。上天会根据皇帝的言行作出表态，并通过自然现象表达出来。如何表达？这是董仲舒的解释：上天用灾害（旱灾、水灾、虫灾等）和怪异（山崩、地动、母鸡报晓等异常现象）来批评、警告皇帝。皇帝如果改正错误，这些灾异就会自然消失。如果皇帝执迷不悟，那么上天就会让皇帝身败名裂，重新选能够保护人民的人当皇帝。如果皇帝为人民做了好事，上天也会用祥瑞来表示赞赏，祥瑞包括嘉禾、灵芝、甘露、龙凤、瑞草等。简单地说就是：天下出现灾异，就是上天对皇帝的批评；天下出现祥瑞，就是上天对皇帝的表扬。皇帝是封建时代政权宝塔尖上的人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般官员给他提意见，不受重视，不起太大作用。但是一说到天，他就不敢不认真听取。皇帝有什么错误，当官的不敢提，或者提了也没有用。有了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等于有了向皇帝提意见的精神武器，当官的就可以利用当时的一些天灾或者什么怪异来解说天意，给皇帝提意见。皇帝把这种意见看成是天意，认真听取，并且加以改正。董仲舒的这句话，就是说皇帝要听上天的，天又是按儒家思想塑造出来的，归根到底，皇帝要听儒家的。也就是说，要用儒家的思想统一全天下的思想。上自天子皇帝，下至百官万民，都要遵循儒家思想，都要以儒家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这里，“大一统”在思想上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关于这一点，董仲舒在对策中曾向汉武帝提出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守矣。”这是用“大一统”来讲“独尊儒术”问题的重要论述。独尊儒术以后，司马迁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自天子以至庶人论六艺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这是第一次出现“至圣”这个词。司马迁编《史记》，以天子为纪年，是最高级别的“本纪”，其次是诸侯，是第二等级的“世家”，第三等级是名人的“列传”，再下一级则是一类人的合传，如《循吏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先秦百家争鸣，有许多派别的重要思想家，只有孔子列入“世家”，与诸侯并列；也只有孔子的弟子作为群体被列入“列传”，有《仲尼弟子列传》；作为学派的群体，包括历代儒家，收入《儒林列传》。这三项都是所有其他各家各派没有的待遇，只能说明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确实独尊儒术，否则就无法解释。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主干。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到独尊地位，董仲舒起了关键的作用。孔子也因此成为“历代帝王师”。

董仲舒这种思想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秦朝皇帝不信上天，为所欲为，以天下奉一己，搅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秦始皇是无法无天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受到制约，就要产生严重的腐败，这是普遍规律，也是东西方思想家的共识。因此，董仲舒认为需要给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加上精神枷锁，使他的个人欲望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样，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董仲舒抬出天命论，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加以改造，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

总之，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核心思想是“大一统”。“大一统”分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统一，统一于皇帝；二是思想上的统一，统一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天的形式，凌驾于政权之上。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形式上是神学目的论，而实质上还是儒家的政治哲学。他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实质上是等级社会的均衡和谐，均衡就是要相互制约，相互制约才可能和谐。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具体内容主要有：

一、德治。董仲舒认为政治统治主要有两手：德与刑。他认为好的政治总是以德治为主，刑治为辅。他以天来讲这个道理。夏天，万物生长，是天重德的表现；冬天，是行刑政的表现，这时万物都已经躲藏起来了，这说明天把刑放在空处。因此实行好的政治也应该实施德治，刑要设而不用；给人民多一些恩惠，尽量避免使用刑罚。

二、调均。董仲舒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最容易导致天下大乱。“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春秋繁露·度制》）。贫穷的人当强盗，富裕的人为非作歹，这样社会怎么能安定？因此董仲舒认为政府应该进行调均工作，使富裕的人能够显示自己比别人高贵，但没有横暴乡里的资格；使贫穷的人年成好时一年都能吃饱饭，年成不好时也不至于饿死，上可以赡养老人，下可以抚养子女，他们能够这样生活下去，就不会去当强盗。

三、不与民争利。调均的政策是好的，要实行起来还比较困难。难在何处？难在当官的要与民争利，当官的有权有势，又有雄厚的资本，平民百姓自然争不过他们。董仲舒说，动物有四条腿的就没有翅膀，有翅膀的就只有两条腿。有上齿的就不长角（马），长角的就没有上齿（牛）。天生万物时，都不能兼给两方面的条件（兼予），人自然也不能得双份利益。当官的有了俸禄，就不应该再利用其他手段获取利益。他举了公仪休的例子。公仪休是鲁国相，有一天，他吃到自己家种的葵菜，就把自己园中的菜都拔掉，认为自己拿了俸禄，还种菜，这是与菜农争利。他的夫人自己织布，他认为这是与女工争利，便把妻子休了。这就是所谓“拔葵出妻”。他引了孔子的话“不患贫而患不均”，来证明他的调均思想。调均的关键在于当官的要不与民争利，当官的能够接受这种调均思想，怎么会有贪污受贿的事呢？怎么会有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结党营私这类肮脏的事情呢？

四、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官的要不与民争利，可以把董仲舒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强调道义，办一切事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道义，不能只考虑自己个人的功利。道义与功利的区别在于，道义是为人民的，功利是为自己的。有些事从表面看，好像是为人民的，而出发点却是为了私利。例如有的人搞所谓纪念碑工程，不管人民是否急切需要，他就下令大兴土木，建筑楼堂馆所，为自己树碑立传。董仲舒认为不要计较个人的功利，对于人民的功利，实际上就是道义，应该正确推行。因此，所谓不要功利，是后人的误解。作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人来说，重道义是完全应该的。对于当官的人来说，重道义是责任，是使命，更加忽视不得。

五、董仲舒对于仁政曾经提到一些具体措施：一是塞并兼之路，限定每个人所占的土地，不允许任何人占有过多的土地，这是当时国家和人民的最重要的资源；二是盐铁经营权归还给人民，反对由政府来垄断经营；三是除去专杀奴婢的特权；四是减轻人民的负担，“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