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这里，《玉杯》、《竹林》是本书篇名，没有《闻举》、《蕃露》、《清明》等篇名，汉代只称“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没有《春秋繁露》书名。后人集董子文成书，以《吕氏春秋》、《晏子春秋》为例，署名《董子春秋》，而首篇名为《蕃露》，连起来变成：董子《春秋繁露》，这样，首篇便无篇名，抄写者就将首篇第一个词“楚庄王”作为篇名，而《蕃露》篇名从此消失。本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从称呼、遣词用字等入手，阐明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一是议论“新王必改制”的说法，认为“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 ，《春秋》贬其文 ，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 ，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贤，而而征舒之罪重 ，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 ？《春秋》常于其嫌得者 ，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 ，晋文不予致王而朝 ，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 ，则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春秋》之辞多所况 ，是文约而法明也。
楚庄王杀陈国大夫夏征舒，《春秋》行文上加以贬斥，不赞成诸侯擅自讨伐。楚灵王杀齐国大夫庆封，而春秋直接称他为“楚子”，为什么呢？回答是：“楚庄王是贤君，夏征舒罪重，以贤君讨伐重罪，大家都认为是应该的。如果不加以贬斥，谁能知道这种行为不符合正确的规则呢？《春秋》经常在好像正确的事情中揭示出不正确的内容。所以不赞成齐桓公擅自封赏，不赞成晋文公召唤天子，不赞成楚庄王擅自讨伐。三者都是不妥当的，那时诸侯的道德差不多都是这种水平。由于这种原因，所以楚灵王被称作‘楚子’而去讨伐。”《春秋》的说法多是相比较而言的，文字虽然简单，法则却很明确。
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 ；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于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 。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 ，著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 。”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 。”
提问的人说：“不赞成诸侯擅自封国，已被灭了的陈、蔡两国又重新出现；不赞成诸侯擅自讨伐，却没看到对杀庆封一事的指责，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说法，已经明白的不说，尚未明白的要说清楚。现今诸侯不能擅自讨伐，本来已经明白，庆封的罪行却没有被别人看见，所以称楚灵王为‘楚子’，以霸主的名义讨伐他，表明他的罪行是死罪，把这种罪行视为天下最大的禁忌。”所以说：“臣子的行为，贬斥了的国君的地位，乱了国家的臣子，即使没有篡权和弑君，他们的罪行也都应该是死罪，按这种说法作参照，《春秋》才有这些称‘楚子’杀庆封的说法。”
《春秋》曰：“晋伐鲜虞 。”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 ，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 ，《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 。今我君臣同姓适女 ，女无良心，礼以不答 ，有恐畏我 ，何其不夷狄也 ？公子庆父之乱 ，鲁危殆亡，而齐桓安之。于彼无亲 ，尚来忧我，如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 ？《诗》云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 ，我心望焉 。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是婉辞也 。”
《春秋》说：“晋讨伐鲜虞。”为什么讨厌晋国而把它视同夷狄呢？回答是：“《春秋》是尊重礼节又重视信用的。信用比土地更重要，礼节比身体更尊贵。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宋国伯姬坚守礼节而死于火灾，齐桓公坚守信用而损失土地，《春秋》肯定这两种行为，推举出来作为天下普遍的法则，这就是礼节和信用。礼节没有不答谢的，施予没有不回报的，这是天然的道理。现在我们以同姓亲情归从你，你没有良心，既不以相同的礼节答谢，又恐吓威胁我们，怎么能不被视为夷狄呢？公子庆父作乱，鲁国危急快要灭亡，齐桓公使鲁国安定下来。不是他的亲戚，还能来为我们分忧，为什么与我们同姓的人却用暴力来对待我们呢？《诗经》上说：‘那只小斑鸠，羽毛飞上天。我心很忧伤，怀念那祖先。一夜没睡着，想着两伟人。’人都有这种想法呀。现在晋国不因为同姓而为我们分忧，还借着自己强大来欺压我们，我们都从心里怨恨它。因此说它不好，称‘晋’就完了，这是委婉的说法。”
问者曰：“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至 ，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 ？”曰：“恶无故自来 ，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何忧何惧 ，是已矣 。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 。公受乱陵夷 ，而无惧惕之心 ，嚣嚣然轻计妄讨 ，犯大礼而取同姓 ，接不义而重自轻也 。人之言曰：‘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是故季孙专其位 ，而大国莫之正 。出走八年 ，死乃得归。身亡子危 ，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穷。昭公虽逢此时，苟不取同姓，讵至于是 。虽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辅，亦不至如是。时难而治简 ，行枉而无救 ，是其所以穷也。”
有人提问：“晋国很坏而不可亲近，昭公去晋国又不敢到晋国，这是人之常情。《春秋》作者有什么羞耻须要隐晦，而称昭公有病呢？”回答是：“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君子不感到羞耻，问心无愧，有什么忧虑，有什么畏惧，就这么回事而已。现在《春秋》对这件事感到羞耻，是由于鲁昭公采取这种态度是有原因的。臣子凌驾于国君之上，从鲁文公时开始，到鲁昭公是特别严重。鲁昭公承受了混乱局势，自己日渐卑下，却没有畏惧、警惕的心理，随随便便就决定去讨伐季氏，娶同姓违犯了大礼，一再地犯错误接近不义。人们有这样的说法：‘国家治理得好，四邻都来庆贺；国家治理不好，四邻就都散去。’所以季孙专权，大国也不能给予纠正。鲁昭公逃亡在外八年，一直到死才得以归葬。自身死亡，儿子又处于危险境地，到了极端困厄的程度。君子不因困厄感到羞耻，而因导致困厄的行为感到羞耻。鲁昭公虽然遇到这种时代，如果不娶同姓，何至于这样。虽然娶了同姓，能够任用孔子辅助自己，也不至于这样。时期不好，又不认真治理，行为不正，又没有贤者匡救，这就是他遭受困厄的原因。”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 ：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 ，君子之所见也 ；襄、成、宣、文 ，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 ，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 ，所闻八十五年 ，所传闻九十六年 。于所见，微微其辞 ；于所闻，痛痛其祸 ；于传闻，杀杀其恩 ，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微其辞也 。子赤杀，弗忍言日，痛痛其祸也 。子般杀而书乙未，杀杀其恩也 。屈伸之志 ，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亲而疏疏也 ，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重而轻轻也 。有知其厚厚而薄薄 ，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善矣 。《诗》云 ：“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此此之谓也 。然则 ，《春秋》义之大者也 。得一端而博达之 ；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 ；视其温辞 ，可以知其塞怨 。是故于外，道而不显 ；于内，讳而不隐 。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 、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 。义不讪上 ，智不危身 。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 ，则世愈近而言愈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 。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之道也 。
《春秋》把鲁国十二个世代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有亲见的，有听说的，有听传说的。亲见的有三世，听说的有四世，听传说的有五世。因此，哀公、定公、昭公是作者所亲见的；襄公、成公、宣公、文公是作者听说的；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是作者听传说的。作者所亲见的六十一年，听说的八十五年，听传说的九十六年。对于所亲见的社会上的事情，用比较隐晦的笔法来记述；对于听说的世事，写到灾祸时特别痛心；对于传说的时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实际情况来写。所以谋伐驱逐季氏，写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鲁昭公的错误掩隐了。写子赤被杀，不忍心记载那个灾祸的日子，是表明对灾祸的极端痛心。写子般被杀，却写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对于久远的时代，感情已经淡漠了。作者对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感情，所记述的文字也有相应的详略差别。我根据《春秋》对待近事的亲近、远事的疏远，亲戚的亲切、疏客的疏离，也就知道它对尊贵的尊重、对卑贱的轻贱，对要事的重视、对小事的随便。又知道它对感情厚的热情，对感情薄的轻慢，对好人友好，对坏人厌恶。又知道它以阳对阳，以阴对阴，以白对白，以黑对黑。百物都有相应对偶的东西，用相应的态度分别对待不同事物，这就对了。《诗经》上说：“威仪壮观，政令顺畅，没有怨声反对，都因符合民心。”就是说的这些情况。这样的话，《春秋》的大义，得到一点就要推广、联系；考察其中的是非，可以得到正确的法则；看到隐晦的语言，可以知道深藏的怨恨。因此对于外国的坏事，说了又不显露；对于内部亲人的坏事，不说却有表示。对尊贵的人和贤人也都这样。这就是使内外有别、贤与不肖有差别，尊卑有等级的意思。义士不诽谤上级，智者不使自身危险。因此对久远的国君因为道义而为他讳过，对当世的国君出于明智的考虑而畏惧他。畏惧与道义两方面结合，那么时代越近，说话越要谨慎。这就是用微辞记述定公、哀公过错的原因。根据这个原因，用微词表述意见，如被采用则对天下稳定有贡献，不采用则能保证自身安全，这就是《春秋》的原则。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 ，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 ，不能定五音 ；虽有知心 ，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 ，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 。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 ，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
《春秋》的原则，就是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所以，即使有灵巧的双手，不比照圆规、曲尺，也画不出方形或圆形；纵然有聪灵的耳朵，不吹六律，也不能确定五音；纵然很聪明，不阅览先王的言论和行事，也不能治理天下。其实先王流传下来的治国法则，也就是治理天下的规矩和六律。因此，圣人效法天，贤者效法圣人，这是基本法则。遵循基本法则的就能安定天下，不遵循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就是安定与混乱的分别。听说治理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所以，圣人治理办法有不同，而道理却是一致的。古今是相通的，因此以前的贤者把先王的法则传授给后世。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 ，讥易常 ，欲其法先王也 。然而介以一言曰 ：“王者必改制 。”自僻者得此以为辞 ，曰：“古苟可循 ，先王之道，何莫相因 。”世迷是闻 ，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 ，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 ，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
《春秋》对于人世间的事情，提倡复古，反对改革，主张学习先王的治国之道。但是有一句话与此不一致，说是“王者必定要改变制度”。思想偏激的人就拿这一句话作为借口，说：“古代的制度如果都可以继承，那么先王的治国之道为什么都不一样？”世俗被这种说法所迷惑，从而怀疑正道却相信邪言，太可怕了。对那些人的回答是：“有人听说诸侯国王有射《狸首》的音乐，于是，就割下狸猫的头，悬挂起来，当做靶子，向它射箭。并且说：‘这有什么快乐！’这就是闻其名不知其实的典型例子。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 ，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 ，修故业，而无有所改 ，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 ，事君者仪志 ，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 ，物袭所代 ，而率与同 ，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 ，更称号 ，改正朔 ，易服色者 ，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 ，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孔子曰 ：‘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 ！”
“现在所谓‘新王必改制’，并不是改变治国的道理，改变治国的法则。受了天命，另一姓当了新的王，并不是继承以前的王位而当了王，如果一切都因袭以前的制度，遵循着旧的业绩，没有什么改革，这跟继承先前的王位而当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新受天命的王，是天命所作的巨大显现。对待父亲要继承父辈意愿，对待君王要以君王的志向为行事的准则，对待天也应该这样。现在，天大显扬自己，什么东西却都沿袭已被取代的王朝，与前代一样，那么与前代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不是天的意志。因此，新王要迁移居处（迁都），改变称号，变更正朔（历法），更改服装颜色，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不敢不顺从天的志向，以表明自己的显现。至于说治国的大原则，如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字都应照旧，有什么可以改的？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义，没有改变治理国家的本质。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就是舜吧！’是说他继承尧的治国之道而已，这难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证据吗！”
问者曰 ：“物改而天授 ，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 ，而为之文曲 ，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本末质文皆以具矣 。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乐于己以为本 。舜时，民乐其绍尧之业也 ，故《韶》，韶者，绍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 ，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 ；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 ，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 ，一也；其所同乐之端 ，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爰整其旅 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咏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 ，所为一也。”
有人问：“许多事物的改革，天命授予已经显现了，为什么还必定再作音乐呢？”回答是：“音乐跟那些礼制是不一样的。礼制是根据天命进行的改革，音乐则是根据人心来制作的，那个新王所受的天命，必定是人民所共同感到快乐的事。所以开初改制，是用来表明天命的变化；后来作音乐，是表示天命的成功。根据天下人民所快乐的事来制作音乐的词曲，一方面用来谐和政治，一方面用来倡导道德。天下若未完全和谐安宁，王者不妄作音乐。音乐，是涌满于内心而表现出来的，只有顺应政通人和的时代，才能制订礼仪和音乐来表现成功。成功，是说政治和礼乐都已具备了。所以制作音乐，必定要追溯天下人快乐的根源，以使自己快乐为根本。虞舜时期，人民喜欢虞舜继承唐尧的功业，所以乐曲叫《韶》，韶的意思就是‘绍’（继承）；夏禹时期，人民喜欢他们三个圣人先后相继，所以乐曲叫《夏》，夏的意思就是‘大’（伟大）；商汤时期，人民喜欢商汤救民于苦难之中，所以乐曲叫《頀》，頀的意思就是救护；周文王时期，人民喜欢文王兴兵征讨暴君，所以乐曲叫《武》，武的意思就是征伐。这四者是天下人所共同喜欢的，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中的原因，却是不可能一样的。制作音乐的法则，必定要追溯人民所喜欢的根本大事，人民所喜欢的事不同，音乐又怎能不随时代而变化呢？所以虞舜作《韶》而夏禹作《夏》，商汤作《頀》而周文王作《武》，这四个乐曲名称不同，但各自都顺应了人民对他们的爱戴。我从中看到了音乐的功效。《诗经》说：‘文王接受天命，有了如此武功。既已讨伐崇国，又建京城于丰。’这说的就是音乐的教化。《诗经》又说：‘文王勃然大怒，于是调发他的军队。’在那时，殷纣王无道，诸侯大乱，人民喜欢文王的震怒而歌唱他。周王的德行已经润泽了天下，追本溯源谱制音乐，称它为《大武》，是说人民最初所喜欢的就是用武力除暴。因此，凡是音乐，虽是作于成功之后，但取名却用初始的含义，以表示重视根本。由此来看，历法、服色的改动，顺应天命制订礼乐的差异，都是源于人心的趋向，这两者有先有后但又殊途同归，因为它们的目的是相同的。”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楚庄王，芈（mǐ）姓，名旅，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夏征舒，陈国大夫。陈灵公与夏征舒的母亲夏姬相通，夏征舒杀了国君陈灵公。宣公十一年（前598）楚庄王杀了夏征舒。《春秋》书曰：“楚人杀陈夏征舒。”贬其文：行文上加以贬斥。《春秋》在称呼上很讲究，有爵位的称爵位，…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 [1] ，《春秋》贬其文 [2] ，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 [3] ，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贤，而征舒之罪重 [4] ，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 [5] ？《春秋》常于其嫌得者 [6] ，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 [7] ，晋文不予致王而朝 [8] ，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 [9] ，则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春秋》之辞多所况 [10] ，是文约而法明也。
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 [1] ；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于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 [2] 。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 [3] ，著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 [4] 。”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 [5] 。”
《春秋》曰：“晋伐鲜虞 [1] 。”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 [2] ，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 [3] ，《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 [4] 。今我君臣同姓适女 [5] ，女无良心，礼以不答 [6] ，有恐畏我 [7] ，何其不夷狄也 [8] ？公子庆父之乱 [9] ，鲁危殆亡，而齐桓安之。于彼无亲 [10] ，尚来忧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 [11] ？《诗》云 [12]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 [13] ，我心望焉 [14] 。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是婉辞也 [15] 。”
问者曰：“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至 [1] ，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 [2] ？”曰：“恶无故自来 [3] ，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忧何惧 [4] ，是已矣 [5] 。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 [6] 。公受乱陵夷 [7] ，而无惧惕之心 [8] ，嚣嚣然轻计妄讨 [9] ，犯大礼而取同姓 [10] ，接不义而重自轻也 [11] 。人之言曰：‘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是故季孙专其位 [12] ，而大国莫之正 [13] 。出走八年 [14] ，死乃得归。身亡子危 [15] ，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穷。昭公虽逢此时，苟不取同姓，讵至于是 [16] 。虽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辅，亦不至如是。时难而治简 [17] ，行枉而无救 [18] ，是其所以穷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 [1] ：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 [2] ，君子之所见也 [3] ；襄、成、宣、文 [4] ，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 [5] ，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 [6] ，所闻八十五年 [7] ，所传闻九十六年 [8] 。于所见，微其辞 [9] ；于所闻，痛其祸 [10] ；于传闻，杀其恩 [11] ，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 [12] 。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 [13] 。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 [14] 。屈伸之志 [15] ，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 [16] ，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 [17] 。有知其厚厚而薄薄 [18] ，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 [19] 。《诗》云 [20] ：“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此之谓也 [21] 。然则 [22] ，《春秋》义之大者也 [23] 。得一端而博达之 [24] ；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 [25] ；视其温辞 [26] ，可以知其塞怨 [27] 。是故于外，道而不显 [28] ；于内，讳而不隐 [29] 。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 [30] 、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 [31] 。义不讪上 [32] ，智不危身 [33] 。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 [34] ，则世愈近而言愈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 [35] 。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36] 。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1] 。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 [2] ，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 [3] ，不能定五音 [4] ；虽有知心 [5] ，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 [6] ，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 [7] 。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 [8] ，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 [1] ，讥易常 [2] ，欲其法先王也 [3] 。然而介以一言曰 [4] ：“王者必改制 [5] 。”自僻者得此以为辞 [6] ，曰：“古苟可循 [7] ，先王之道，何莫相因 [8] 。”世迷是闻 [9] ，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 [10] ，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 [11] ，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 [1] ，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 [2] ，修故业，而无有所改 [3] ，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 [4] ，事君者仪志 [5] ，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 [6] ，物袭所代 [7] ，而率与同 [8] ，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 [9] ，更称号 [10] ，改正朔 [11] ，易服色者 [12] ，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 [13] ，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14] 。孔子曰 [15] ：‘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 [16] ！”
问者曰 [1] ：“物改而天授 [2] ，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 [3] ，而为之文曲 [4] ，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 [5] 。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 [6] 。舜时，民乐其绍尧之业也 [7] ，故《韶》，韶者，绍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 [8] ，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 [9] ；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 [10] ，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 [11] ，一也；其所同乐之端 [12] ，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 [13]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 [14]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15] 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咏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 [16] ，所为一也。”
[1]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楚庄王，芈（mǐ）姓，名旅，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夏征舒，陈国大夫。陈灵公与夏征舒的母亲夏姬相通，夏征舒杀了国君陈灵公。宣公十一年（前598）楚庄王杀了夏征舒。《春秋》书曰：“楚人杀陈夏征舒。”
[2] 贬其文：行文上加以贬斥。《春秋》在称呼上很讲究，有爵位的称爵位，爵位分公、侯、伯、子、男；没有爵位的，最高的称“子”，其次称字、名、人、氏、国、州。楚庄王是子爵，应该称“楚子”，而《春秋》称“楚人”，包含有贬的意思。夏征舒作为臣子，杀死国君，是大逆不道，惩罚这种乱臣是正义之举。楚庄王的行为是正义的。但是，他是楚国国君，却越权擅自去惩治陈国大夫，这种行为叫“专（擅自）讨”。诸侯没有专讨的权力，因此《春秋》对楚庄王的行为从名义上还要加以贬抑，称他为“楚人”。
[3] 灵王杀齐庆封：灵王，即楚灵王，名围，公元前540年—前529年在位。庆封，齐国大夫。鲁昭公四年（前538），楚灵王联合蔡、陈、许等国伐吴，抓住庆封并处死。崔杼弑（shì）齐庄公，庆封是其同党。庆封先逃到鲁国，齐人责问鲁国。庆封又逃到吴国，吴国接纳了他，并把他封到防（《左传》作“朱方”，在今江苏镇江东）。楚灵王率领的盟军进攻防，抓逮并诛杀了庆封这个叛国乱臣。孔子对此表示赞成，所以称楚灵王为“楚子”。庆封已逃到吴国并受封，为什么还称“齐”庆封？孔子不承认诸侯专封，也表明楚子为齐国来讨伐叛逃的臣子。
孔子知道此事，称赞道：“贤哉楚庄王！”（《史记·陈杞世家》）夏征舒弑君，故罪重
[4] “庄王”二句：楚庄王率领诸侯伐陈，灭了陈国，把陈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申叔时说，伐陈是正义的行为，占领陈国则是不义的行为。楚庄王采纳了这个意见，恢复陈国，扶立陈灵公的太子为陈成公
[5] 正经：正确的规则或原则。
[6] 嫌得者：好像正确的事情。嫌，怀疑。得，得理，得宜，正确。
[7] 齐桓不予专地而封：不赞成齐桓公擅自封赏。齐桓，指齐桓公，姜姓，名小白，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春秋“五霸”之首。周时，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天子，只有天子才有权把某地区的土地和人民封给臣子，诸侯无权把土地和人封给别人。但是，当“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乱世时代，齐桓公有相当实力，能够救助弱国，保护小国，制止侵暴行为，稳定社会秩序。齐桓公的专封，从实际出发，可予承认。
[8] 晋文不予致王而朝：不赞成晋文公召唤天子。晋文，指晋文公，姬姓，名重耳，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召周襄王参加会盟。周襄王是天子，晋文公是诸侯，臣召君不符合礼制。《春秋》记载这件事，写作“公朝于王所”。一般说诸侯到京师朝见天子，由于天子不在京师，被晋文公召到践土来，又不肯说明被召唤这样不礼貌的行为，所以用这种比较含蓄的笔法，这是《春秋》笔法。董仲舒认为，这样记载说明孔子不赞成作为诸侯的晋文公召唤天子周襄王。
[9] 得：通“德”，道德。
[10] 况：比较。
[1] 陈、蔡之灭：楚灵王于公元前534年灭陈国，公元前531年灭蔡国。楚平王继位，于公元前529年又恢复陈、蔡二国。
[2] 著：彰明，阐述清楚。
[3] 故称楚子以伯讨之：此句是说，庆封是崔杼的同党，崔杼的罪行已经明白，而庆封有什么罪，并不清楚。称楚灵王为“楚子”，来讨伐庆封，表明庆封的罪行严重。伯，通“霸”，诸侯盟主。
[4] 天下大禁：天下最大的禁忌。天下最忌讳之事就是臣叛君。
[5] 比于此其云尔也：按这种说法作参照，《春秋》才有这些称“楚子”杀庆封的说法。比于此，以此为例。此，指乱国之臣有死罪。其，指《春秋》。云尔，指《春秋》所说庆封罪行。
[1] 晋伐鲜虞：《春秋》昭公十二年载：“楚子伐徐，晋伐鲜虞。”文中对晋没称爵位，是把它视为夷狄。因鲜虞是姬姓国，与徐国都是中原国家，楚是夷狄，伐徐，晋没有去救援，却也去伐同姓的国，因此《春秋》把晋视同夷狄。
伯姬说：不行，妇人不见傅和母，不能出门，只有傅来，还没见母来。结果伯姬在屋里被烧死了。《春秋》记载宋伯姬葬礼，是对她的死的肯定，也表明“礼尊于身”的观念。宁可烧死，也不能违礼。后儒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与此相一致
[2] 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宋国伯姬坚守礼节而死于火灾。宋伯姬，宋共公夫人。疑礼，坚守礼节。疑，同“凝”，凝滞不变。《春秋》对鲁国以外诸侯夫人葬礼一般不记载，而宋伯姬的葬礼却在襄公十三年（前543）作了记载。《公羊传》记载伯姬死的详情：宋国发生火灾，伯姬在宫中，有傅进来报告：火快烧到这里了，请赶快出去
[3] 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齐桓公坚守信用而损失土地。疑信，坚守信用。鲁庄公十三年（前681），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齐邑，今山东阳谷阿城）会面，鲁庄公用武力胁迫齐桓公签订返回汶阳之田的盟约，齐桓公同意了，当胁迫解除后，齐桓公没有怨恨，没有毁约，交还汶阳之田，这是守信用而损失土地。
[4] 天之数：指天道，即客观规律，或客观必然性。
[5] 同姓适女：以同姓亲情归从你。同姓，鲜虞与晋国都是姬姓，故称。适，归从，亲近。女，同“汝”，指晋国。
[6] 以：通“已”，即“既”。
[7] 有：同“又”。
[8] 何其不夷狄也：怎么能不被视为夷狄呢？意思是说华夏为礼仪之邦，华夷之别不在于地域，而在于有没有礼。
[9] 公子庆父之乱：公元前662年，鲁庄公卒，子般立，庆父挑拨邓扈乐弑子般，立闵公；第二年，庆父又弑闵公。三年中接连死了三位国君，都是庆父作乱的结果，所以人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鲁桓公之子，鲁庄公之弟。
[10] 无亲：指齐、鲁异姓，没有亲戚关系。
[11] 如何：为什么。
[12]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小雅·小宛》。宛，小貌。鸣鸠，斑鸠。翰，羽毛。戾，至。先人，指祖先。明发，天快亮了。二人，指先人周文王、周武王。
[13] 厌：通“压”，欺压，压制。
[14] 望：犹“恨”，责怪，怨恨。
[15] 婉辞：委婉的贬斥，没有批评的语言。称晋是贬义，却没有贬词，所以是婉辞。是，苏本脱此字，今据宋本及钟肇鹏校释本补。
[1] 公：指鲁昭公，名裯（dāo），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鲁昭公二年、二十三年曾欲去晋国，没有到晋国就回来了，不敢去晋国，是由于听说晋国要抓他。
[2] 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春秋》作者有什么羞耻须要隐晦，而称昭公有病呢？君子，指《春秋》作者。称公有疾，《春秋》昭公二十三年载：“冬，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就是说，鲁昭公去晋国，到河边，有了疾病，所以回来了。实际是不敢去，而以疾病为托词。
[3] 恶无故自来：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恶，指坏事。无故，没有原委。
[4] “内省”二句：出自《论语·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说明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则不感到羞耻，也不需要忧虑和惧怕。
[5] 是已矣：就这么回事而已。是，这样，这么回事。已，而已。
[6] 始于文而甚于昭：（臣不听命）从文公开始，到昭公时最为严重。文，鲁文公，名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到昭公，共五代。
[7] 公受乱陵夷：鲁昭公承受了混乱局势，自己日渐卑下。公，指鲁昭公。受乱，遭受悖乱局面，指臣不听命于君。陵夷，日渐卑下。
[8] 惧惕：恐惧，警惕。
[9] 嚣嚣然轻计妄讨：随随便便就决定去讨伐季氏。嚣嚣，傲慢的神态。轻计，没有慎重考虑。妄讨，随便去讨伐。这是指公元前518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反被季孙氏打败。
[10] 取：通“娶”。古代认为娶同姓是违犯大礼。吴和鲁都是姬姓，鲁昭公娶了吴王长女，所以说他犯大礼。
[11] 接不义而重自轻也：一再地犯错误接近不义。接，接近。重自轻，加倍自轻。讨季氏，是自轻；又犯大礼，更加自轻。
[12] 季孙：鲁国大夫，鲁“三桓”之一。
[13] 正：纠正。
[14] 出走八年：鲁昭公伐季氏失败，逃到齐国，公元前510年死于晋国乾侯（今河北成安东南）。在外凡八年。
[15] 身亡子危：鲁昭公死亡，太子衍被废，季氏执政，立昭公弟公子宋。
[16] 讵：岂，哪会。
[17] 时难而治简：时期不好，又不认真治理。时难，所处时期不好。治简，治理国家过于简略，考虑不够周密。
[18] 行枉而无救：行为不正，又没有贤者匡救。行枉，行为不正，指娶同姓等。无救，周围没有贤人匡救。
[1]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春秋》把鲁国十二个世代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十二世，《春秋》所记鲁国的国君有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代。三等，即把十二世分为三个阶段，指“见”（亲身经历）、“闻”（听亲身经历者介绍情况）、“传闻”（指经过两代以上传递的情况）三个时期。这一段话是通论《春秋》一书的，有的学者认为这应是《春秋繁露》第一篇《繁露》的篇首。而前几段则可能是《竹林》、《精华》等篇的内容。此说仅供参考，无确证之前，仍按原样为妥。
[2] 哀、定、昭：哀，鲁哀公，姬将，公元前494年—前467年在位。定，鲁定公，姬宋，公元前509年—前495年在位。昭，鲁昭公，姬裯，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
[3] 君子：指《春秋》作者孔子。孔子亲身经历了哀公、定公、昭公三代。哀公最后，是从后往前推的顺序。
[4] 襄、成、宣、文：襄，鲁襄公，姬午，公元前572年—前542年在位。成，鲁成公，姬黑肱（ɡōnɡ），公元前590年—前573年在位。宣，鲁宣公，姬俀（tuǐ），公元前608年—前591年在位。文，鲁文公，姬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
[5] 僖、闵、庄、桓、隐：僖，鲁僖公，姬申，公元前659年—前627年在位。闵，鲁闵公，姬开，公元前661年—前660年在位。庄，鲁庄公，姬同，公元前693年—前662年在位。桓，鲁桓公，姬允，公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隐，鲁隐公，姬息姑，公元前722年—前712年在位。
[6] 所见六十一年：即孔子所亲见的三世：昭公32年、定公15年、哀公14年，共61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昭公元年（前542）时，孔子已十岁。没有包含孔子十岁以前生活的鲁襄公时代。
[7] 所闻八十五年：即孔子所闻的四世：文公18年，宣公18年，成公18年，襄公31年，共85年。
[8] 所传闻九十六年：即孔子所传闻的五世：隐公11年，桓公18年，庄公32年，闽公2年，僖公33年，共96年。
[9] “于所见”二句：对于所亲见的社会上的事情，用比较隐晦的笔法来记述。微其辞，隐微其言辞。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之世，没有用明显的言辞来指责批评，一是表示为尊者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迫害，明哲保身。当时国君有生杀之权，要小心谨慎对待，稍不留心，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10] “于所闻”二句：对于听说的世事，写到灾祸时特别痛心。所闻之世是父辈所经历的时代，这个时代离自己比较近，因此对于国家的灾祸特别痛心。
[11] “于传闻”二句：对于传说的时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实际情况来写。杀，中断。所传闻之世，离自己比较远，恩情比较淡薄，就按自己的志向来写。由于感情因素减少，内容就比较客观理性。与以上“微其辞”（有话不敢直说），“痛其祸”（带着浓厚的感情）两种情况不同，就是平心静气地明白地写出自己的想法。
[12] “逐季氏”二句：所以谋伐驱逐季氏，写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鲁昭公的错误掩隐了。又雩，《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传》：“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一个月有三个带“辛”的日子，第一个叫“上辛”，最后一个叫“季辛”或“下辛”。王充《论衡·明雩》：“《春秋》鲁大雩，旱求雨之祭也。”雩是求雨的祭祀活动，规定在“辛”日、多半在“上辛”日举行。秋七月，上辛举行了雩祭，季辛又举行雩祭，为什么？实际上鲁昭公想用雩祭的办法把民众集中起来，然后把季氏杀了。季氏平时得民心，昭公不得民心，昭公想杀季氏，却被季氏打败，逃亡到齐国去。孔子知道鲁昭公不对，又不好指责国君，为尊者讳，只说“又雩”。这就是“微其辞”。
[13] “子赤”三句：写子赤被杀，不忍心记载那个灾祸的日子，是表明对灾祸的极端痛心。子赤，鲁文公之子，被襄仲杀死。《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公羊传》认为：子赤死了，为什么不写日期，是因为被杀。国君被杀，是极为痛心的事，不忍心再写那个日子。这表明孔子对国祸的痛心。那时代对孔子来说是近代史，是所闻世。
[14] “子般”二句：写子般被杀，却写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对于久远的时代，感情已经淡漠了。子般，鲁庄公之子，被庆父杀死。《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同样记载国君的死，为什么这里注明“乙未”（二日。《左传》作“己未”）日？因为年代久远，没有那种感情了。
[15] 屈伸之志：指孔子的感情变化。
[16] “吾以”二句：吾以其，或补“知”，作“吾以知其”，或改“见”，作“吾见其”，或不改，也通。“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前一“近”等为动词，后者为名词，指与自己有这种关系的对象。近与远，指离自己生活时代的远近，从血缘关系讲，就是亲疏的区别。
[17] “贵贵”二句：文法同上。
[18] 有：又。是对上述的推论。
[19] “百物皆有合偶”数句：这是对上述思想的理论概括。合、偶、仇（qiú）、匹，意思相同，即成对、对立、对偶、对待的意思。百物，即万物，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对偶的东西。
[20]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大雅·假乐》。抑抑，指威仪美观壮丽。秩秩，指政令（德音）十分正常，没有令人反感的法令。无怨无恶，指人民没有怨恨和厌恶。率，都。群匹，符合大家的意愿。群，可以指群臣，也可以指人群、群众。
[21] “百物”到“此之谓也”数句：以孔子写《春秋》根据与自己生活时代的远近而有详略的不同，推论到一切事物都相对应的关系，再举《诗》句证明，政治清明，就是要使政令法制符合大众之心。董仲舒认为这是学习、研究《春秋》的方法。
[22] 然则：这样的话。
[23] 义之大者：就是大义的内容。这里不是指《春秋》有哪些大义，而是说学习《春秋》大义，应该如何学习。
[24] 得一端而博达之：得到一点就要推广、联系。得一端，得到一种思想或者一个观点。博达之，推广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就是举一反三，意思进一步扩展。
[25] 正法：正确的法则。
[26] 温辞：即蕴辞，也就是微辞。
[27] 塞怨：闭塞怨恨。
[28] 道而不显：用婉辞记述，不采取明显的说法。
[29] 讳而不隐：对内为亲者讳，所以用文字的差别来表达，不能没有表示。
[30] 内外：指亲疏的区别。
[31] 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这就是使内外有别、贤与不肖有差别，尊卑有等级的意思。差贤不肖，指区别贤与不肖，为贤者讳。等尊卑，指以尊卑为等级，为尊者讳。
[32] 讪上：指责上级。讪，诽谤，讥讽。上，上级。
[33] 智不危身：以智慧不让自身处于危险境地，相当于明哲保身。
[34] 畏与义兼：畏惧与道义两方面结合。畏，畏惧顶头上司的权势。义，不诽谤尊贵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成为《春秋》笔法的依据。
[35] 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定公、哀公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为了没有“讪上”的义，也为了避免“危身”，孔子写时，就特别隐晦，常用“微辞”。
[36] “以故”三句：《春秋》笔法被采用，对天下有好处，不被采用，也没有“讪上”的罪名，自身安全。这是孔子写《春秋》的原则。
[1] 奉天而法古：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奉天，指奉天命。法古，效法古代圣王的做法。
[2] 弗修规矩：不按照圆规、曲尺。修，或作“循”，按照、根据。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
[3] 六律：定音调的乐器，即黄钟、太簇（còu）、姑洗、蕤（ruí）宾、夷则、无射（yì）。
[4] 五音：指宫、商、角（jué）、徵（zhǐ）、羽。
[5] 知心：指智慧之心，即聪明。
[6] 遗道：流传下来的治国法则。
[7] 大数：指基本法则。
[8] 所闻天下无二道：听说治理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所闻，听说的，不必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天下无二道，语出《荀子·解蔽》，意思是治国之道只有一个。道，指治国之道。
[1] 善复古：“善”是意动用法，即认为复古是好的。《公羊传》认为《春秋》是“善复古”的，董仲舒继承了这种思想。
[2] 讥易常：反对改革。讥，批评。易，改变。常，常规。
[3] 法先王：学习先王的治国之道。法，效法，学习。先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主要指周文王。
[4] 介以一言：插入一句话。介，介入。
[5] 王者必改制：国王必定要进行制度改革。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它与上文的“善复古，讥易常”从表面上看是不一致的，因此，董仲舒把这种说法称为“介”入的，是不协调的意思。
[6] 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思想偏激的人就拿这一句话作为借口。自僻者，指思想邪僻的人，此言讲“王者必改制”这句话的人。辞，指理由、借口。
[7] 循：因循、继承的意思。夏、商、周的制度都有所改革，所以说都不是相因循的。
[8] 因：此处亦同“循”。
[9] 世迷是闻：世俗被这种说法所迷惑。世，世俗。迷，被迷惑。闻，说法。
[10] 狸首：《狸首》是逸诗《曾孙》的乐曲。诸侯国君相见时，奏这个乐曲，开始射箭，见《仪礼·大射》。
[11] 县而射之：有人误解了“奏《狸首》以射”这句话，把狸猫的头割下来，挂在那里作为靶子，让人向它射箭。县，同“悬”，悬挂。
[1] 易姓更王：易、更，都是改变的意思。由不同姓的人当王，说明不是继承先前的王位，而是受天命而当上新王，因此要有所改制。
[2] 一因前制：一切都因袭以前的制度。一，一切。因，因袭。
[3] 无有：有的版本没有“有”字。
[4] 承意：指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意志。
[5] 仪志：即以其志为仪。仪，准则。
[6] 天大显己：上天大显扬自己。己，指新王自己。
[7] 物袭所代：一切都沿袭已被取代的王朝。物，指正朔、服色这类象征物。袭，继承。所代，指被取代的王朝之物。
[8] 率：都。
[9] 徙居处：指迁都。
[10] 更称号：改朝代名称。
[11] 改正朔：改历法的正朔日子。这里“改正朔”是古代较为复杂的问题。正，正月，岁首。哪一月定为岁首，各代不同。夏建寅，以寅月为岁首，即农历一月。殷建丑，以丑月即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建子，以子月即十一月为岁首。秦建亥，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汉初仍秦制，以冬十月为岁首，后改夏历，以正月为岁首，沿用至今。朔，指历法年开始的时刻。夏以平旦为朔，殷以鸡鸣为朔，周以夜半为朔。这就是“改正朔”的具体内容。汉以后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周代的夜半为朔，没有再作改变。
[12] 易服色：变换服饰的颜色。
[13] 文义：指文字训诂。改朝换代，有改变的内容，如正朔、服色等，也有不改变的内容，如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
[14] 无易道之实：治道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15] 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卫灵公》。
[16] 此非不易之效与：这难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证据吗！不易，不作改革。效，证据。
[1] 问者曰：是设问的形式。
[2] 物改而天授：物改，指改正朔易服色之类。天授，天命所授予。
[3] 缘：根据。
[4] 文曲：文词，乐曲。
[5] “成者”二句：成功，是说政治和礼乐都已具备了。本末质文，政治是本是质，礼乐是末是文。成功要政治和礼乐都具备，也就是本末质文都具备。
[6] “是故”三句：作乐最初的根据是天下人都快乐。每个人快乐，根本是自己快乐。反，同“返”。
[7] 绍：继承。
[8] 三圣：指尧、舜、禹三个圣人。
[9] 頀者，救也：夏桀无道，人民苦难，商汤推翻夏桀，是救民脱离苦难。
[10] 《武》：商纣王无道，周文王、武王兴师讨伐，推翻商纣王的统治，人民高兴，所以这时的乐曲叫《武》。《白虎通义·礼乐》引《礼记》文：“黄帝乐曰《咸池》，颛（zhuān）顼（xū）乐曰《六茎》，帝喾（kù）乐曰《五英》，尧乐曰《大章》，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汤乐曰《大濩（hù）》，周乐曰《大武》《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曰《大武》。”
[11] 四者：指舜、禹、汤、文王。
[12] 端：事由，原委。
[13]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之第二章（全诗八章）。崇，国名，其地在今陕西户县东。丰，周邑名，周攻占崇国后，迁都于此，改名为丰。
[14] 风：风教，教化。
[15] “王赫斯怒”二句：出自《诗经·大雅·皇矣》之第五章（全诗八章）。赫，盛怒貌。斯，语气助词。爰，于是。
[16] 二者离而复合：因改正朔，易服色在前，制礼作乐在后，二者虽不同时，但同归于应天顺人，故曰“离而复合”。